政論文章的可能

有理有據的政論文章可能因為用字遣詞的巧妙、因為動人的譬喻或者工整的排比而讀起來彷彿情感澎湃的抒情文，但是忽視客觀事實與基本邏輯的政論文章就只能是抒情文。偏偏台灣常見的政論文章少有論說文，多是抒情文。這樣的抒情文用在抒發個人情感不妨，但是用於臧否時事、議論國政卻會造成昧於事實、違反邏輯、錯亂價值的嚴重後果！台派聲勢日壯的今日，關於「政論文章」的質量要求，豈可不慎？

其實，關於政治評論，可以有很多種可能。比如說「客觀的分析事實」與「巧妙地詮釋事實」。

關於「客觀地分析事實」

什麼叫做「客觀的分析事實」？比如說，關於「劉曉波死後，中國會引發新一波的民主運動嗎？」，這個「新一波的民主運動真會能造成影響嗎？」。關於這些問題，我們得要先檢視幾個事實：

第一，中國對於言論自由的箝制、對於「維穩」的力道，和六四事件的時候相比，究竟是鬆了？還是緊了？

第二，這次劉曉波的死，客觀上能不能在三年之內掀起如六四事件那樣巨大的政治能量，讓百萬中國人站上天安門廣場？

第三，六四事件的時候，中國經濟尚且極端依賴世界列強，當時列強對於中國政府屠殺中國人祭出了怎樣強度的譴責與懲罰？今天中國經濟地位在世界列強中是怎樣的態勢？如果一年後百萬中國人站上天安門廣場，中國政府有無可能/是否需要因為擔心國際的譴責或制裁而手軟不敢開槍、不敢鎮壓？

至少總得要檢視、分析這三個基本事實之後，才可能進一步做出政治評論裡的「推論」。不依照基本邏輯去分析這些基本事實，卻只是一廂情願地相信「暴政必亡」、歌頌「殉道者的影響力是從他死後才開始偉大」什麼的，叫做抒情文，不叫政論文章。

關於「巧妙的詮釋事實」

舉個實例。幾個月前，當八田與一的銅像被砍頭的時候，大家都說這是統派（或者還要加上華派）與獨派意識形態之間的對抗所衍生出來的戲碼。當時的聲音大概是「你們台派膽敢砍蔣公頭像的頭，我為什麼不能砍你們這些倭奴日狗的狗頭」之類的。

可是張國城教授有不同的詮釋。張教授怎麼說的呢？第一，日本帝國很大，八田與一建設的這個嘉南大圳，對於日本整體的經濟貢獻是相對很小的；相對之下，嘉南大圳對於千里「轉進」來台，僅據有台灣一島的蔣介石政權的經濟貢獻，卻是奇大無比。

「八田與一對於蔣介石政權的經濟利益明明有這麼大的貢獻，怎麼這些人卻去破壞八田與一的銅像呢？是不是這些人對於蔣政權有什麼不滿呀？」。

這樣的分析、詮釋乍聽之下完全違背一般人的直覺與常識～～那些平日素來咒罵台人為日奴的統派人士，怎麼會是因為討厭蔣政權而攻擊八田與一的銅像呢？可是另一方面，「日本帝國的經濟體很大」、「嘉南大圳對日本帝國的經濟幫助有限」、「嘉南大圳對蔣政權的經濟利益很大」這幾點，卻都是客觀事實，那麼張教授這樣的質疑自然也算是有其理路論據。

黨國教育向來把退無可退的蔣政權神話成「戮力建設台灣的偉大舵手」，那麼從這樣的觀點反推回去，從根本的「誅心論」凸顯統派人士的荒謬行徑又有何不可？張教授基於客觀事實而提出這樣的分析詮釋，是另一種淋漓盡致的「以子之矛、攻子之盾」。

結論

台灣人被黨國教育洗腦太久，久到好幾個世代的人們基本邏輯錯亂、核心價值喪失卻不自知，所以才會任由著政客拿著「九二共識」這種邏輯上不合理、事實上不存在的謊言欺騙。要治療這種症頭，唯有從宣揚正確思想開始；要宣揚正確思想，自然首先要從產出量多質精的政論文章開始。所有有志於確保台灣主權、關心公共利益的台派友人在選讀、寫作政論文章時，實應時時自我惕勵、彼此互勉。